田太权：艺术家都是 “人格分裂”的

（采访整理:朱慧憬 ）

    我这个人传统而健康，我的作品黑暗而悲伤。之前，我在川美教书，我的学生、同事、朋友对我的评价就是田太权是川美阳光和自信的人，也是最随和的人。没错，他们描述是真实的我。而很多人看到我的作品感觉是暴力的、阴郁的、血腥的、神经质的、情色的。没错，那也是“我”的真实表达。我想，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人格分裂”的吧。 

    这两年，我放弃公司，专心创作。现在，我在北京，一个人呆在空旷的300平米的工作室里。 每天上午学一点简单的英语和做作品。下午和晚上有时一帮朋友聊天喝茶，艺术交流等等。我喜欢做饭煲汤，让周围的艺术家朋友来品尝品尝，感觉很惬意的。这样的日子，我觉得很快乐。很多年，我开着一家设计公司，整天忙着挣钱，内心深处是不快乐的。

     文革的茫然

   许多人知道我是因为我近年的系列摄影作品都是是以文革时期重庆武斗牺牲者的墓园为背景的。文革十年，我从6岁的儿童长成16岁的少年，因此文革对我来说是一生的影响，挥之不去。我记得根正苗红的工人父亲每天让我们5个孩子早上起来对着毛主席的画像，背老三篇；我记得地主成分的母亲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我家楼上的孩子一声声骂“地主”、“地主”，声音就象刀子一样在我身上划啊划，我不敢吭声。母亲被批斗的时候，作为一个孩子，我的内心深处很自卑很惶恐。就觉得奇怪，自己的妈妈可亲可爱，怎么可能是教科书写着要被打倒的坏人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那种惶恐感在文革后期也有。我记得我们的作文总是从关注“ 台湾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开始的，我们的理想就是解放全人类，而逐步地，我意识到自己是没有能力去解放全人类的。确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是惶然的。

    1985年，很多艺术作品都能看出这种惶然，这种突然的失落和虚无情绪。突然一切理想都不存在了，一切都向钱看了，对于过去和未来，每个人都没判断了。我记得我考入大学，刚好1984年，那一年川美的学生毕业之后，基本上都从商了。因为毕业之后再继续搞艺术的话，可能连生活保障都没有了。毕竟那个时候每个家庭都很穷。我觉得1985思潮是对过去很多东西一种反叛，对未来又不可捉摸，不可确定的情绪，用艺术来表现，那是一种集体的情绪。作为一个60年代生人，“胸怀天下”的意识烙印在我身上很重，我相信对社会现实的反映，是艺术家的责任。一个艺术家不仅仅应该表达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自我的东西，而他有意无意，该表达他对社会的一种反思和思想，甚至是一种批判，而表现形式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自我的。当代艺术的典型魅力就在于它的独立性，非传统性，非继承性。在传统艺术中，相对而言总有经典的情感观，经典的价值观闪烁其中。而当代艺术展现的只是一个个体对生活认识的角度。每个艺术家可能都有他的独特的方式来表现他对社会的认知，那个角度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他唯一要的就是它的独立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人家没有做过的，你去做，因此整个艺术界呈现多样性、丰富性，就是当代艺术的魅力。

阴影的童年

    因为我的作品都比较阴暗、趋向于暴力、诡异，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人。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当我在做作品的时候，我总是陷入另一种状态。比如我听音乐，我永远在听一种很哀怨很伤感的音乐，听很多遍我都喜欢那种感受，能够沉浸在里面，去完成我的作品。如果说要找答案，也许还是跟我童年有关，我的童年绝对不是很阳光的灿烂的。在我的童年，一直存在一种“梦魇”，我经常会做梦，被一种从小变大的生物控制，无法逃脱，很恐怖突然就醒了。这种“梦魇”是遗传的，我父亲描述的恶梦感觉是跟我一样的，包括我小孩现在做梦的感受也一样。他现在才8岁，他说特别难受，这让我感觉恐怖，因为那个东西跟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一直存在。  童年，我生活在长江边上，周围都是最底层的重庆百姓，那个地方很穷很烂，一下雨出门必须穿很高的防雨鞋才能走。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个地方经常能看到因为发大水而飘来的尸体，或者很多死婴。有次大人说长江边打死了人，我看到驶来的渔船上很多死人，他们的尸体被暴晒着，青红青红的，没有好皮肤的感觉。久了，我觉得死亡不是很可怕，几乎没有恐惧感，我觉得人都是会死的。只是想到死亡是要离开家人的，会很舍不得。

   我通过作品在进行一种程度的疗伤，一遍遍在释放记忆里的那些阴暗。你要我通过作品去表现很一般的题材，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认为自己还是对“死亡”很敏感，听说哪里有公墓我就想去看，很奇怪。比如说我上次带小孩去山上玩，那里有一个公墓，我就带他去看，后来每次我都想去看。当我看到红卫兵公墓，我的感受非常强烈。我觉得是面对死亡，你才能感觉到生活是怎么回事。我儿子跟我去看人家公墓回来，看到小区的业主光荣榜，他就笑，他说那些人在“墙上”笑，那些是“死”人。遗传的作用吧，他也喜欢去墓地玩，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当然毕竟我是一个父亲，我不想孩子和这些东西有牵连，下次不带他去了。

   我从来不打骂孩子，我在重庆每个星期都带着小孩爬山、去玩弹弓，我喜欢带着他去玩一些童年游戏。无意的，我在遗忘我自己的“童年记忆”，因为我的儿子应该就是我的体现，我希望我的小孩，是一个阳光的人，今后进入社会，对这个社会带来的人阳光的东西，而不是阴暗。小孩和我长得很像，我就特别希望他过得非常快乐、轻松，我不希望他生活里有一丝不高兴的东西。

    原来我非常喜欢画画，考上四川美院我开心得睡不着觉。因为我是做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我找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幸福就是不受他人的控制，自己享受自己的生活。我希望我儿子幸福，如果画画是我儿子唯一的最喜欢的事情，我当然喜欢他画画。

     男人的情色主题

    很多人看到我作品后惊呆了，因为我拍了一些裸体展示着自己身体的女红卫兵。有些人看后很受伤，说我们那个时候怎么可能不穿衣服，这是污染和破坏社会。

    而首先我认为人体本身是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我做广告设计出身，我知道设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作品必须要有视觉冲击力，这是我的职业习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女性人体本身象征着青春、美好、生命，但是又跟死亡联系在一起，那种冲突是最激烈的。

    “情色”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都是生活的主题，而我只是用我的方式去表现我认为的“情色”。日本的荒木经惟在用镜头反映日本的的情色视角，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很想更深一步挖掘中国的情色文化，那是更含蓄若隐若显的感觉。

    对于“情色”，任何正常男性都会感兴趣，而你问我一个男人愿意爱十个女人还是长久地爱一个女人，我的观点是我可能只能爱一个女人，但是我会喜欢更多的女人。

    爱和喜欢不同，爱就是想厮守一辈子，而喜欢就是对美的喜欢，我看到美丽的女人肯定会喜欢。爱上美丽的女人，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你再去爱妻子之外的另一个女人，你就会伤害到妻子，这是我的理解。有一个男人他说爱两个女人，肯定就会伤害两个人。

    1991年到1992年，我在深圳，我和我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分别两地，写的情书有一大箱。那种感觉现代人很少会有，而现在，用这种方式去另外爱上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艺术家未必就是总是在痛苦恋爱的一群人。很多所谓的艺术家就跟一般人差不多，通常，艺术家的生活考虑是现实的，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吃饭，谈恋爱，都需要有一个家庭，有比较正常的生活，想着有车有房……而在思维层面上，他们可能思考的一些东西，表现出来的东西，跟常人有所不同。他们的内心是超脱的，因此艺术家对外界来讲，是神秘的。

    我是一个成年人，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对很多东西我有我自己的观点，也许很多“所谓的自己的观点”跟很多人的观点都一样。我的独立在于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是我独立地想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在艺术表现形式上我追求与众不同，在为人处世上，我没这种追求。